昭通市掀起春季农业生产热潮

也因为社会作为有机组织亦自有其内在结构和历史连续性，其中的族群更堪称社会系统中的硬核、土围子，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呈现的政治意义十分复杂。

这是周人从殷纣王滥用酷刑、杀害无辜中吸取教训，告诫周执政者不能随心所欲地滥用刑罚。他继承西周明德慎罚思想，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7]关于《洪范》，据李学勤考证：《洪范》一篇成书于西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康诰》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愍不畏死，罔不憝。《论语》为政以德一章，是《书》教要义。《左传·成公二年》引《周书》曰明德慎罚，并解释说：文王所以造周也。若经过教化仍然犯罪者，则为故犯，须以刑惩之——所谓先教后罚。

君貌恭则臣礼肃，君言从则臣职治，君视明则臣照晢，君听聪则臣进谋，君思睿则臣贤智。这就是刑以弼教，在运用刑罚过程中融入教化的精神，起到劝民向善的作用，这一法律原则得到周朝统治者的极度重视和实际应用。二、从两层存有论到存有三态论的转化与发展 牟先生的哲学，一般来讲，可以用所谓的两层存有论去概括它。

就儒家来讲的话，那是一个具有性智的状态，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的状态，那样的状态用传统的语词归约起来，就是所谓的性智。在社会的向度来说，我们强调的不是契约性的社会连结，不是客观法则性的重视，而是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以及此中所隐含的人格性的道德连结。我们深知在理性架构展开分析之前，生命的觉知之场域是更为优先的。与其说是国法、天理的优位，毋宁我们强调的是对亲情、伦理的重视。

由这样的撤除活动，我们才能损之又损，回到存有的根源，才能有一存有的光照(即所谓玄览，或作玄鉴)。依笔者之见，《易经》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与《道德经》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第一章)等都可以关联为一个大脉络来理解。

当原先的话语系统已经疲惫，话语货币已然贬值，新的话语货币之船正升火待发，在对比之下，我们的儒道佛传统，印度的古奧义书传统、印度教传统，乃至伊斯兰的可兰经传统，正在酝酿中。社会的结构开始变动得让人难以理解，国家性、民族性、男性、女性、理性、话语的对象性、人的主体性……凡此种种都在瓦解之中。道是不可说的，是超乎一切话语系统之上的，是一切存在的根源，原初是处于境识俱泯的状态下的，这可以说是一空无寂静的境域，亦即老子所说的无名天地之始，也就是存有三态论的第一层状态，是意识前的状态(pre-conscious level)，也可以说是寂然不动的状态，是秘藏于形而上之道的状态⑨。也不同于印度宗教的传统，强调人的苦业，及相对而有的解脱。

再进一步推溯，这有名原生于无名，言始于无言，言与默是连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可说必上溯于不可说，这便是有生于无。我们深知在意识所及的对象化过程之前，有一意识所及之前的主客不分的状态，这是更为优先的，人的生命就在这过程中长养以成。我们重视的不是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我们不强调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24)参见林安梧：《人文学方法论：诠释的存有学探源》，台北：读册文化事业公司，2003年7月版，第142-143页。

敏感的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说这是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不幸的是，文明却果真通过了九一一来示现这悲惨的事实(25)。从海德格对于西方文明的总体反省起，我们却进一步可以对比的发现中国哲学在方向上有着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问题就在于人已在现代工具理性的话语系统中被宰制、被异化，一切已矣!一切已矣!不过正因为是如此的纷杂与多音，也让出了一些可能性，尽管这些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我们却得正视这样的微明之光。(14)关于此道、意、象、形、言首见于《革命的孔子：熊十力儒学中孔子原型》一文，涉及于诠释方法论及其相关问题处，请参见《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第169页。

能致虚、守静，能得存有的光照，方得观复。当回到生命的存有之源，得此存有之源的浸润，有了一生命的温润之情，自能有一相与融通合汇之可能(常乃容)，如此才能凝成一有力量的社会共同体(容乃公)，能如此才能通天地人，成为此共同体之领导者(公乃王)，这样的一个现实政治的领导者才能朝向普遍理想(王乃天)，如此之普遍理想并不是敻然超于物外，而是通同于一根源性的总体(天乃道)，能通于此根源自能长久不息(道乃久)，终其身永不停歇(没身不殆)。无名本不可名，此不可名又当隐含着一可名，由此可名之彰显而为有名，有名者，经由命名的活动、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使一对象成为一决定了的定象，这亦是老子所说的始制有名，这样的一个活动即是有名万物之母一句的诠解。(12)关于此，显然受到西方知识社会学传统之影响，如卡尔曼罕(Karl Mannheim)等之影响，又哈柏玛斯之见地，请参见Jurgen Habermas,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Translated by Jeremy J.Shapiro,Beacon Press,1971,Boston,USA. (13)请参见前揭文《〈揭谛〉发刊词——道与言》，三言以定形一节，第5-6页。首先，笔者指出以往儒家实践论的缺失在于这实践是境界的，是宗法的，是亲情的，是血缘的，是咒术的，是专制的，这些一直都挂搭结合在一起，分不清楚。我认为这在在可以看出西方是以Logos为核心的思考，此不同于我们中土是以道为核心的思考。

牟先生的两层存有论的构造，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于论述回到了哲学的人类学的时候，他怎样去正视人呢?正视人那个本来面目的我的状态呢?那个我其实就是一个纯粹的、超越的、自性的我，或睿智界的我，即可以及于物自身界的那个我，那个我不是经验所能限制的，也不是历史所能限制的，远超乎经验与历史之上，而又作用于经验与历史之中。我也在这点上接受了哈柏玛斯(J.Habermas)有关知识与趣向(Knowledge and interest)的论点(12)。

就实来说，这样具有智的直觉能力的真我，可以说成就了一形而上的保存，但并未真切的真有一实践的开启⑦。在宗教的向度上，我们立基于人虽有限而可以无限，因此人要的是经由原先就有的根源性的道德之善的实践动力，去完善自己，成就自己，所谓成圣成贤，都可以置于这样的规格下来理解。

我们早在二千余年前即清楚地了知名以定形言以成物(15)，任何一个客观的对象物都不是一既予的存在，而是经由言说话语所建构的存在。注释： ①这论纲是当年春天2月间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荪校区访问时写下的。

由于话语系统的缠绕纠葛相绞使得工具理性的高张成了一种奇特的困境，这困境却因之让人得去正视真切的存在觉知，这样的存在觉知宣称是要跨过原先的话语中心来思考的。我们知道：话语与存有之道是互藏而为宅交发以为用的，这两端而一致的思考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又《易经》所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器即此之谓也。中国文化中的物我是一气之感通，天人是和合其德，而人己则是一体之仁，这充分显示了存有的连续观的实况。

如果关系到天人物我人己等向度来思考，我们将可以说筷子式的思考方式是天人、物我、人己通而为一的思考方式，它是存有的连续观下的思考方式。这是境识俱起而了然分别，以识执境的状态，是意识之及于物的状态，是意识所及的阶层(conscious level)，是念之涉着于物，并即此而起一了别的作用。

而真切地正视身心一如、乾坤并建，重视历史社会总体，建构一以社会正义为核心的儒学思考④。后新儒家的实践概念是要去开启一个新的如这样的实践概念。

道重在说其不可说，而名则重在说其一切话语、言说之源，论其言说、话语之源，是一切言说话语之所归，然非一般言说话语之所能涉，就其随言说话语之源而说亦是不可说者，此亦当经由一言说话语之命定活动(名以定形)而展开，但此展开已非原先恒常的话语言说之源，也因此说名可名，非常名。当然，这标示着不是文明与宗教的冲突，而是倾听彼此的心灵的声音，这才是交谈。

参见《道德释义：儒道同源互补的义理阐述》，《鹅湖》第廿八卷第十期(总号334)，第23-29页，2003年4月。自十九世纪末、廿世纪，乃至进入了廿一世纪，人们原先所操控的话语也受到极深切的注意，诠释学的兴起使得哲学史的发展有了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它使得人们有机会涉及更为真切的实存向度。似乎，大家仍然清楚地知晓哲学的目的在于对智慧的追求，一方面呼吁着对于权力的解构，但另方面却任由文化霸权夹杂着真理的神圣，作弄着其他的次殖民地，只是因为话语的纠缠与夹杂，人们更无法去处理而已。正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所以我们格外重视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价值意味关系，我们将天、地、人称为三才，并强调人参赞于天地之造化，人要效天法地，像《易经》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2)请参见林安梧：《后新儒学的社会哲学：契约、责任与一体之仁——迈向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的儒学思考》，《思与言》三十九卷第四期，第57-82页，2001年12月。相对来说，使用叉子是主体通过中介者强力的侵入客体，并确立此客体，因之而举起这客体。

又老子物形之，物即此之谓也。显然地，在我们这个不是以话语、理智为中心的族群来说，生命存在、场域觉知一直是我们所重视的，正因为我们强调的不可说与可说的连续性这样的道论传统，我们反而有一崭新的可能。

这正阐释了在一切言说话语未展开之前，原是一虚空灵明的场域，我认为从《道德经》所开启的处所哲学场域哲学迥异于以主体性为首出概念的哲学思考(11)。信息产业的过度膨胀，话语的传达数量突破某个层次，正如同话语通货膨胀，币值贬低，甚至形同粪土，此时真理还可能引发人们的真诚向往吗?当人们宣称不再有真理时，哲学能做的将不再是追求真理，而是去审视为什么会这样，恐怕已经来不及。